农业部门正在面临保障粮食安全和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农业需要持续生产粮食以供养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另一方面，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肥料投入， 肥料的不合理施用往往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往研究表明农地规模小是阻碍许多国家实现粮食安全与环境保护的主要社会经济障碍。适度扩大农地规模可在不影响农业产量的前提下有效减少化肥和农药的过度施用，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与环境保护。农场规模影响农业生产力、可持续性及社会经济效益，对粮食安全、农村生计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学界越来越重视农场规模对农业可持续性和粮食安全的深远作用，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区域层面的物理农场规模空间格局探索（多基于卫星遥感估算且时序较短）、历史数据往往零散不全、地区之间统计口径不一，导致农场规模的长期趋势尚不明确、缺乏农场规模与社会经济要素变迁的系统梳理。    

    针对这一科学问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刘磊研究员团首次系统性地重构并预测了全球“社会经济农场规模”的长期演变轨迹。研究指出，全球平均农场规模在经历了上世纪后期的萎缩后，已于本世纪初步入扩张通道，并预计在中等发展情景下，至2100年可能增长至2020年规模的三倍。这一深刻的结构性转变预示着全球农业正朝向更大规模经营演进，将对全球粮食安全、农村生计及生态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一、从萎缩到扩张：全球农场规模的世纪转折

    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经济农场规模”指标(socio-economic farm size，SFS)，即农业用地面积与农场数量的比值。该指标不仅考量土地物理属性，更融入了人口、劳动力和经济等社会因素，能更全面地反映农场经营的实际情况。

    通过对过去五十多年全球数据的分析，研究团队发现全球平均社会经济农场规模在1970年至2000年间下降了约15%，这主要与全球农村人口增长及土地分割有关。然而，这一趋势在2000年后发生了逆转，从2000年到2020年，全球平均农场规模增长了14%，标志着全球农业结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转折点至关重要，它表明驱动农场规模的力量天平，已经从人口增长导致的土地细分，倾斜到了城市化、劳动力非农转移所推动的土地整合。

二、区域分化显著：欧美扩张迅猛，亚非一度萎缩

    研究揭示了显著的地区差异。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等高收入地区近几十年来经历了农场规模的“指数级增长”。以美国为例，在1990-2000年间，其农场规模年均增速高达1.9%，这得益于快速的城镇化以及《农业调整法》等政策引导下的小农场合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时期，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的农场规模却呈现萎缩态势。印度的农场规模以每年1.8%的速度下降，非洲国家如肯尼亚、尼日利亚等也出现了类似趋势。研究指出，印度的《土地上限法》等政策在保护小农经济的同时，也限制了土地集中。而在非洲，人口压力、土地权属不清和市场薄弱是导致农场持续碎片化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案例则尤为特殊。研究显示，中国农场规模在2000年后开始以每年0.9%的速度稳步扩张，但总体规模仍远小于欧美国家。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户籍制度在历史上形成了结构性的土地碎片化，尽管快速的城镇化和制造业发展催生了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需求，但进程相对复杂和缓慢。

三、未来展望：全球农场加速整合，政策引导至关重要

    研究团队进一步利用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模型对未来进行了预测。在代表中间路径的SSP2情景下，全球平均社会经济农场规模将从2020年的约70公顷，持续增长至2050年的107公顷，并预计在2100年达到303公顷，实现约300%的增长。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未来农场规模的扩张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高收入地区。拉丁美洲、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成为农场整合的新热点。例如，拉丁美洲的农场规模到2100年预计将增长至2020年的6.4倍，亚洲和非洲也将增长约2.4倍。这一变化的核心驱动力，是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地区，农村人口的持续下降。

    我们的预测描绘了一幅全球农业结构深刻重组的图景，这既是提高农业效率、应对劳动力短缺的机遇，也伴随着农村社区衰退、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严峻挑战。

    研究指出，农场整合与农村人口减少会形成双向强化循环：人口减少推动土地整合，而大规模机械化农业又可能减少农村就业机会，进一步加速人口外流。此外，大农场倾向于单一化种植，可能对生态系统服务构成威胁。

四、政策启示：借鉴国际经验，寻求平衡发展

    该研究为全球各国，特别是正处于转型十字路口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关键的政策启示。欧美国家通过立法（如德国的《土地整理法》）推动土地整合、促进机械化的经验值得借鉴。近年来，中国通过推动耕地流转、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等举措促进规模经营，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案例。

    然而，研究也警告，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并非万能良药。政策制定必须审慎校准，在追求规模效益与保护小农户生计、维持农村活力、保障粮食主权和生态环境之间取得平衡。

    未来的政策焦点不应仅仅局限于推动土地合并，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投资农业科技、改善基础设施、提供信贷和市场支持，来提升各种规模农场，特别是小农场的生产力和可持续性。我们必须确保这场全球性的农业结构转型，最终导向一个更具韧性、更公平且可持续的全球粮食系统。

    上述研究成果近期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文章信息】：

Jiani Wang#,Yan Li,Sheng Liu,Hang Xu,Ziling Zhu,Jia Ding,Pu Liu,Yuyu Yang,Qing Zhu#,Lei Liu* (2025). Global average socio-economic farm size may triple by 2100,Nature Communications,16,9225.